刚做记者那年，有人问我：你喜欢做记者吗？我说喜欢啊。他说你刚入行，感受还不深，做记者久了，你会接触很多复杂沉重的东西，你会感到无力，甚至失去热情。
今年是我做记者第六年，跟我的很多优秀同行们有点不一样，在我的岗位上，我的采访对象常常是远离新闻热点的人，他们的故事大多很安静。
做记者第一年，我采访过一个身患绝症的青年，他叫王甲。25岁前，他是个热爱篮球的平面设计师，身体好得像头牛；25岁后，他说话开始含糊，手指握不住水杯，医生说，你得了一种罕见病：肌萎缩侧索硬化症，又叫“渐冻症”。这种病并不影响人的智力和感觉，它只是让你极度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一点点冻住，失去所有行动力。
我见到王甲时，除了一双眼睛，他能动的只剩下右手食指。我看过他怎么用这根手指打字，你把他右手放上鼠标，看他在屏幕键盘上点出第一个字母，你再看他眼神的移动，帮他移动鼠标，看他点出第二个字母。
他用这种方式写“一个男人要把一切当美食咽下”，写“我一直没有放弃，一直在战斗，一直地活着”；他用一根手指做设计，汶川地震后，他的两幅公益广告被采用，他把3000元稿费捐给灾区，那时他自己家也很困难。
在王甲家，你会看到母亲的眼泪、父亲的白发，一个青年在命运里挣扎，但你也会看到，这个连抬头都做不到的年轻人，用一根手指跟你讲，他会像霍金一样做“渐冻人”里的MVP，他要为整个“失语”的“渐冻人”群体发声。
在我们采访的两年后，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了王甲渐冻人关爱基金。四年后，“冰桶挑战”风靡全球，戴着呼吸机、已经只剩下眼睛能动的王甲参加挑战，他就是想尽自己全部的力量，呼吁社会关注渐冻人。
做记者第三年，我采访过一个，他叫何帆。很多人都知道他，这个胖胖的在工作之余，翻译了《官员的尺度》等国外优秀法律图书，其中不少成了畅销书。他说做这件事，是觉得比起阳春白雪的理论、指导实务的读本对普通人来说更有价值，我们现在更需要非专业读者也能接受的普法读物，这种书还太少。
不是所有人都理解他，微博上，每次何帆提到翻译，一定有人说：“你又不务正业”“你怎么这么闲？”“最高法院的靠卖书”……也有同行质疑他的动机。我问他怎么看这些争议，他歪着头笑，说“人就活这一辈子，我们总不能因为怕招惹，就选择无所作为。”
何帆相信一句话，推动社会前进的是新知和共识，不是情绪和抱怨。他给自己主编的司法文化丛书起名叫“燃灯者”，意思是：与其，不如燃亮灯火。
做记者第五年，我写下了七十多年前，一群卫国者的往事，他们是“南侨机工”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。
我们的记者前辈萧乾写过一篇著名通讯，叫《血肉筑成的滇缅》，抗战时期，滇缅公曾经是中国与唯一一条交通线，所有国际援助物资都靠这条运到国内。但当时建成后，人们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国内奇缺司机和机修人员。于是，1939年，一则招募通往战火尚未波及的东南亚，短短几个月，三千多名华侨青年自愿回国，他们有的放弃富贵的生活，有的告别妻子儿女，有的改名瞒过父母。
在一个老机工的日记里，我看到过76年前，他的亲友们写下的临别赠言，比如“世界上最快乐，最光荣的，是为自己的祖国流血”，比如“为国奋斗，为民族存，才配中国新青年”……
1939年到1942年滇缅中断，这条公共向中国抗日战场输送了50万吨军需物资，而作为运输主力的南侨机工，在抗战中和了三分之二。
有人跟我感叹，说这群没多少人知道的卫国者身上，其实没什么惊心动魄的事，就是国家有难，匹夫尽责，但胜利靠的正是千千万万这样默默付出、默默、默默回家的普通人。
有一幕让我记忆犹新，那是一次活动上，96岁的老机工罗开瑚被请上台发言。老人慢慢，站定，鞠躬，他讲话声音不大也很平静，他说，“我就想说，最艰苦的时候我们也熬过来了……所以今天，人们不要忘记我们伟大的国家。”全场短暂的静默后，主持人说，“国家不会忘记这样的你们。”
感谢我的工作，因为它，我遇到很多人，因为他们，我更深刻地理解生活。那些文字里一闪而过的人们，都在生活中做着最安静的努力。他们让我看到光亮，感受到力量，也让我自己工作的意义。
王京雪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。2009年入社，从事以文化报道、深度报道为主的采写工作。2009年《王搏：建“最干净捐赠桥梁”》获第二届中华慈善新闻二等；2010年《“不能在城里呆着了，我得逃出去”》获全国老龄新闻宣传好作品优秀；2011年《活着：最老农民工讨薪团的悲喜剧》获评社级好稿；2014年，《打捞“被遗忘”的南侨华侨机工》获云南省中国梦·云南故事一等，《老人轻生背后的农村“代际剥削”》被推荐至人社部农保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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